排水设施跟不上：内涝是城市的“富贵病”

本月，北京正式进入汛期。水务部门枕戈待旦，市民们也总是对雨水天气心怀忐忑。近年来，暴雨“倾城”的景象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轮番上演。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陪你在城市看海”，调侃背后是无奈，阳光下仿佛坚不可摧的城市，为何在暴雨中如此脆弱？

与其它的“城市病”一样，内涝也是城市的“富贵病”

我们的城市建设看上去越来越好，但内涝的问题为什么在最近几年表现特别突出呢？

周玉文：现在大家都在说“城市病”，其实，内涝和交通、大气污染、高温一样，都是“城市病”，那产生“城市病”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研究的结论，所有“城市病”的最主要原因是“发展”——如果没有这么快的城市化，没有这么高的经济发展，城市不会有这个“病”，即便有一些问题，也不算是“病”。现在的内涝和其它所谓的“城市病”其实都是城市的“富贵病”。

“发展”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？

在没有建设城市的时候，我们的环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，有大小河流，有湿地，自然界自身能完成一系列的修复和调节。而我们把原来的自然环境变成城市，硬化了地面，水就没有了原来的通道，只能改成地下的雨水管网，这实际上是一种“补偿”。这就像太极，需要平衡，如果我们破坏了原有的平衡，做出了相应的补偿，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但接着，城市变得越来越大，比如北京的城区本来只在二环以里，这个城市体量对大的河流破坏没那么大，城市范围内还有自然的河流；但现在，北京所有的内河都已经不再是自然河流了，这就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补偿。就像盖房子，你要盖一层房子，挖个简单的地基就能盖，可你要盖一百层的楼房，地基就得往下打几十米以上。

而我们原有的规范标准、基础设施都是支撑还没发展起来的，改革开放前那个水平的城市。这就是“城市病”发病的根本原因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，就是如果想继续发展，就要继续做大量的补偿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创造一个好的人工的生态系统，补偿自然界。

就是说，我们的防涝设施没有跟上城市的发展？

周玉文：我们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构架这个系统，结果中间出了一个“语言”问题。我们说起洪水和内涝一直是两件事，而英文语境里，只有一个单词就是flood。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学丢了一样，他们有城市排水设施，我们有；他们有防洪设施，我们也有；但他们有防御内涝的设施，我们缺了。

国外防御内涝的工程设计标准和防御洪水的标准是一样的，在他们的概念里，两者是一回事。但我们则一直都把防御内涝的标准和城市排水定成了一个标准。国家层面要求提高防灾减灾标准，经过业内广泛论证终于达成共识，决定把缺失的内涝防御工程补出来。在最近更新的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中已经明确了新的排水和防涝工程设计标准，我国将建设排水、防涝、防洪三套工程来保证城市的安全。

我们现在所构造的三套工程体系任务是不同的，防洪是解决生存的问题，防涝是解决城市安全运行的问题，排水则是解决市民方便生活的问题。所以排水标准定的都不高，国外也一样，一般是五到十年左右，香港定的五十年是最高的；但国内城市在之前的实际建设中，大部分都采取“一年”的标准，用“一年”的设施应对五十年、一百年的降雨事件，当然不行。
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三者彼此之间不可替代，排水设施解决的是日常排水问题，而防涝设施则是要排除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以外的暴雨径流，所以不是把排水设施或者防洪设施建好了，就能解决内涝问题。

（注：“重现期”指在一定年代的雨量记录资料统计期间内，等于或大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时间，相当于“暴雨几年一遇”的概念）

做管道的做管道，修路的修路，城市被淹因为少了坡度

我们现在构建新的防涝工程体系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
周玉文：首先是设计方法的问题，国内现在普遍采用的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方法，叫推理公式法，这个方法最大的优点是简单，最大的缺点也是简单，简单就不够准确；而国外在三四十年前就开始采用模型测算了。

城市要解决内涝的问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城市地表建成一定坡度，也就是做好“竖向设计”。从北京整个城市区域来说，本来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灾害，因为北京的地势虽然比较平，但是从西北向东南是有坡度的，这样水就可以流出来。

所以北京的老城区，也就是二环以里是不会淹的，二环就是沿原来的护城河修建的，向外扩到三环、四环之后，相应的坡度没有构造出来，就会发生内涝。

但现在大家看到二环里好像也淹了，那么观察一下具体淹水的点，基本上都是“桥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下凹式立交桥，都是造出来的“坑”，水往低处流，一定是淹这些地方。

在这儿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国外修建道路的流程和我们不同。在发达国家修道路的“标高”，也就是坡度多大，是由给排水专业的工程师去定的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：一是让多余的水可以顺着道路流到该流的地方，二是这样一来，给排水工程师就能知道水到哪儿会流不出去，要想办法把水导走。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，做管道的做管道，修路的修路，是两个体系。

是不是防涝设施的标准尽可能定的高一点，就能够根治内涝问题？

周玉文：按照模型计算的思路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首先把这个情景做出来，有了情景，就可以用模型来分析它，会在城市里造成什么样的问题，哪儿会积水？水有多深？会积水多长时间？都可以算出来；有了计算结果之后，就能评价这种情况会造成多大损失。

有的地方积水不会造成损失，比如公园；但有的地方绝不能积水，比如立交桥底下。在这儿修立交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交通特别繁忙，而这么重要的地方，还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注意积水了，让交通雪上加霜，那就是灾害。

在分析影响，计算损失之后，我们要采取什么的措施，同样需要评估。

不计成本一定要把发生的问题完全解决的想法，有时候不一定科学，因为采取措施就必须花钱，我们得评估花这么多钱值不值得？任何项目不考虑经济因素，肯定不持久。如果损失一块钱，你花一千万，肯定不能干；而损失两个亿，即便要花一个亿，也是必须做。

所以最后怎么做，要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来决定。

我们跟英国的同行交流，他们的管道设计是三十年一遇的标准，标准高是不是就一定没问题呢？也未必。他们现在的问题是管道大，水总也不满。大家知道，所谓“三十年一遇”是个概率，在特别平均的情况下，三十年才满一回，实际情况是可能三十年也满不了一次，总是很小的水流，达不到设计流速，沉积非常厉害，总得清理管道。管道又在地下，这个事情也很发愁。我们相反，都是小管子，一下雨就冒水。

贵是贵，但真遇到事儿的时候，它可能顶一条河用

构建新的防涝工程体系需要的投入非常昂贵？

周玉文：建设城市实际上是对自然的超索取，造就一座城市，实际上是造就了一个大机器，你抑制它的运转肯定不行，那就必须有相应的一系列措施。比如地铁，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地铁造价太贵，但现在看，地铁为大城市解决了很多问题。

现在国内有的城市也在考虑建设大型的地下排水设施，贵不贵？肯定贵，但真遇到事儿的时候，它可能顶一条河用。

另外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，所有内涝的防御设施都不是“专职”的。因为一方面它投资巨大，另一方面它不是总有用，只是最关键的时候用一下。如果防涝设施能和地下的道路交通、防灾设施结合在一起，比如一年365天都可以走车，只有暴雨的那几天不走车了，走水。

但我们要实现起来除了技术难点，还有管理盲区，因为这些设施都不是一家在管，比较麻烦。

我们完成的欧盟第七框架课题“城市区域洪涝灾害耐受度合作研究，简称（CORFU）”由11个国家和地区、17个单位共同承担，完成了8个案例城市：北京、台北、首尔、孟买、达卡、尼斯、汉堡、巴塞罗那。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水平，设施也不同。

现在看来，老牌发达国家对城市内涝的防御设施，基本都建完了；新兴的发达地区正在建，比如香港，建设快完成了；而发展中国家，基本都没有建，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地区，一淹好几个月，不光是涝，洪也解决不了。

这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关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，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去做补偿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解决这个事情，我们现在要解决。

“城市病”不一定是现在才发生的，可能以前一直都慢慢在显露，但现在矛盾特别突出。这也是发展造成的，如果没有这么快的发展，大家可能也不会有这么高的期望。你发展的水平越高，你采取措施需要的投入也就相应的越大。

如果城市不扩张，“城市病”就不会继续恶化？

周玉文：城市不怕大，怕的是连片，一连上就麻烦了。

拿北京来说，中心城区和昌平、大兴、通州都连上了，延庆中间有山，没连上。这种卫星城不是设想中的几个聚集地，通过道路联结起来，中间原有的自然环境都还在，就比较好。而连成一片“摊饼”的方式，“饼”摊得越大，“病”就越大。

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说，可以你越大，我们就需要提供越多的支撑，但这不是一个良性循环。新规划做好比较容易，老的东西改造好，很难。就像盖一百层的楼，地基打好，那没问题，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原先只打算盖五层楼，现在扩展到了一百层，就只能在旁边不断打支柱。

所以我们的城市必须得想办法“减肥”，很痛苦，但必须要减。

来源：中国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