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茂莉：丝绸之路建设 水问题是最大短板

记者：在你看来，古代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
韩茂莉：丝绸之路的形成，跟自然条件尤其是水有直接关系。从河西走廊到天山两侧，再到锡尔河、阿姆河、咸海、里海，只有这一线是有水的。地理条件决定了它是通向西方唯一的陆路通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从扬州、泉州、广州等地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通路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。

记者：丝绸之路是否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中央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目的？

韩茂莉：并非如此。丝绸之路的官方开通，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，但这只代表政府拥有了这个地区。其实丝绸之路早在这之前就形成了。我们现在吃的面食主要来自冬小麦，原产地在西亚和北非，四千年前经丝绸之路传播而来。其后，在新疆、甘肃、青海和陕西先后又发现了小麦种子。这一系列种子的发现，说明在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之前，民间早已知道或懂得利用这条道路。包括农作物、物产在内的基础生活资料的传入，对于今天的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记者：丝绸之路在东汉时期的起点是洛阳。然而，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太多的关于洛阳与丝绸之路交集的记述。对比历史上的长安和洛阳，前者是一个开放的、具有多样性的城市，而后者似乎随着历史流变日趋保守，甚至淡出了视野。你怎样看待丝绸之路的起点？

韩茂莉：政治中心不同决定起点也不同。东汉的都城迁到洛阳，班超作为中央王朝的使者出使西域，必然要从洛阳出发。但是，长安跟洛阳之间相隔几百里地，长安更具备直接通往西方的地理条件。

长安的多样性，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唐朝帝王的双重血统，其父辈李姓家族是中原地区的汉民族，母亲一支则是来自于草原地区的鲜卑人，思想意识、社会风俗都不同于汉民族，属胡人血统。胡人血统的传入使唐王朝的文化更包容。这种包容不在于它政治的开明，而在于文化意识的多元。

记者：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北地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是很耀眼的。但是从近代以来，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逐渐衰落。你怎么看这种强烈的反差？

韩茂莉：这里有个误读，认为丝绸之路在历史时期承担过重要作用，也就意味着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或者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在整个中国曾占重要的地位。现在的很多历史学家基于历史文献对某一个点的描述，把这个点想象得无比光辉和巨大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一个制约性的要素就是水的问题。大多数西部地区，包括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，只有大约200毫米年降雨量。西部地区有绿洲，在于天山和昆仑山脚下的积雪融水。融水是定量的，绿洲的功能也只有那么大，所以，历史上不会特别繁华。今天人们对水的利用技术提高了，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打井已经到了300米以下，要比以前兴盛得多。

记者：中央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从宏观来看，“一带”相对落后，“一路”因为是沿海省份，相对较发达。是否应重点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带动作用，尤其是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效应？

韩茂莉：长三角地区无疑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，它的崛起是现代背景之下的必然。海陆空的立体交通，使沿江沿海地带必然具有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。所以，不仅是长三角，珠三角也是如此，还有京津冀，都可以依托沿海经济发展自己。

“一带”和“一路”之间的差距，或者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，不在于西部地区的落后，而是在于东部地区太发达了。西部地区是相对贫困，不是绝对贫困。究其原因，除了来自东部地区本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，再就是政策的导向问题。

记者：非均衡发展策略其实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吧。

韩茂莉：不是，政府在政策上是有问题的。以新疆为例，新疆是重要的产油区，煤和石油资源都很丰富。但是，新疆和内地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，援建项目很多都建了楼堂馆所，对当地百姓没有实际利益。而且，当地官员对于民生问题需要更加用力。针对资源大省建立资源补偿机制，是否可以纳入西部开发战略中，需要认真考虑。

记者：可见的是，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向西部转移。现在政策层面越来越多提到西部，过去是西部大开发，现在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融入进去，应该有政治层面的考虑。

韩茂莉：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仅是政治的、经济的合作，这是合理的。但如果不顾资源条件约束，盲目扩大开发力度，将带来严重的环境恶果。因为这里存在水的问题，是制约整个西部的关键要素。整个西部地区不适合建立大工程，因为这种大的经济开发项目和城市的扩建都需要水，眼下有水不意味着20年、30年以后有水。全球变暖的事实告诉我们，新疆乃至于河西走廊绿洲依托的冰雪融水，会因雪线上升而减少，会因高山没有冰雪而失去水源，如果没水了，这不是一个希望工程，而是没有未来的工程。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水。在这一短板之下，合理规划，合理建设，才能真正造福于地方。

来源：中国网